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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的老公(2)

发布时间:2017-09-14发布者:爱货网浏览次数:


此后,吴英又经杨卫陵等人先容,认识了律师杨志昂,并从杨志昂处借到3000多万元。

法院认定,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名,先后从林卫平、杨卫陵、杨卫江等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额利息、购买房产、汽车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3.8亿元。

而吴英之所以能持续借到巨额资金,缘于其支付的利息高昂且早期能按时支付利息。

2008年4月16日庭审时,吴英承认,她向林卫平等人所借资金年回报率至少在50%以上,部分达到100%,到后期资金链出现问题时甚至出现“3个月回报期”—即三个月的利息达100%。即使不算利滚利,年息也在400%以上。

事实上,到2006年10月底,即吴英开始为媒体关注时,本色集团的资金链已经接近断裂。12月底,一起“绑架案”的发生,更令其雪上加霜。

据吴英向公安机关报案,2008年12月21日至28日,因债务纠纷,她被义乌市的杨志昂、杨卫陵的杨氏家族成员软禁。吴英及其家属称之为“绑架”。

“绑架期间,先后到过杭州、温洲、安徽马鞍山、江苏镇江,对我进行搜身、猥亵,扬言要将我杀死抛入江中,并强迫我签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将我携带的现金数万元、现金支票330万、银行卡数张(强迫告诉密码)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们派人到东阳将我上亿元的珠宝拿走,又在同日将我企业的14处房产的全部证件、29辆汽车的全套文件及有关财务凭证全部拿走……”吴英说。

吴英报案后,当地公安一直没有立案,两天后,本色集团收到一封装有两颗子弹的信封。

量刑争议

按照吴英家属的说法,吴英想过被债权人绑架,但从未想过被公安拘留。2月9日,即吴英被刑拘2天后,吴英家人在北京和东阳同时向警方报案。

时代周报记者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2007年2月9日,在吴英不知下落的情况下,吴英父亲吴永正、丈夫周红波、本色集团常务副总蒋辛幸等人,同债权人林卫平、骆华梅、徐玉兰等人一起在本色概念酒店开会,商讨对策。最后各方达成共识:在吴英出现之前,本色集团授权由林卫平管理。林卫平等人还提出以借贷资金入股,但入股一事因股份比例未谈拢告吹。

林卫平是义乌有名的资金掮客,一人就向吴英放贷4.7亿元,超过吴英借贷资金的一半,案发时吴英尚欠林卫平借款3.2亿元。而法院认定吴英最终“集资诈骗”的金额,不过3.8亿元。

让与会各方没有想到的是,林卫平、骆华梅两人开完会刚走出本色酒店,即被东阳警方刑事拘留。次日,本色集团被查封,来自义乌的掮客杨卫陵、杨志昂被拘留。此后,徐玉兰、杨军、杨卫江3人亦先后被刑事拘留。3月16日,吴英、林卫平等8人同时被批准逮捕。吴英案就此尘埃初定。

今年1月22日,东阳市人民法院对涉及吴英案的林卫平等7名被告人进行一审宣判,7人均以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罪被定罪处罚,刑期从18个月至6年不等。其中林卫平向71人和1个单位非法吸取公众存款86515万元,除吴英外在义乌还有其他上线,借贷总额甚至超过吴英,然而只获刑6年。

与林卫平等人的宣判较为平静不同,吴英案的审理,颇费波折。

在今年4月16日吴英案开庭前,东阳市人民检察院和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于2008年2月和10月各起草了一份起诉书。

在第一份起诉书中,吴英的罪名是合同诈骗和非法吸取公众存款两项,且两个罪名的主体都是本色集团,吴英作为本色集团的法定代表人被列为被告。而在第二份起诉书中,罪名和主体都发生了变化,起诉罪名为集资诈骗,吴英作为个人被列为被告。

在东阳市检察院起诉阶段,吴英与林卫平等8人一起被起诉,但由于量刑规格发生变化,吴英被独立出来,其一审地点由东阳市人民法院更换为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方也由东阳市检察院变更为金华市检察院。

“非法吸取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在刑法上区别很大,前者最高量刑是10年,后者最高量刑是死刑。”在今年4月一审开庭时,吴英辩护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给吴英做无罪辩护,控辩双方围绕吴英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该案属于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吴英的罪名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3个焦点,展开激烈交锋。

“据大家了解,吴英借来的钱只是朋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没有使用欺诈手段,也没有要非法占有的想法,而且全部都用于企业经营上了,并承诺归还。所以大家认为吴英的行为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只能算民事纠纷。”杨照东说。

但在一审宣判时,辩护律师有关上述3个方面的辩护,未被法院采纳。

吴英成名、被绑架和被刑拘后,吴英及其家人曾先后聘请过3任律师。杨照东和张雁峰所在的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在业内颇有名气,杨照东目前还是黄光裕的代理律师。此次宣判,杨照东因另有安排没有到庭。

但对吴英最为不利的,是此前浙江丽水集资案主角杜益敏案的宣判。同样以“集资诈骗罪”入罪的杜益敏经最高法院复核,最终被实行死刑。

时代周报记者注意到,吴英案的开庭宣判是2009年12月18日,但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10月29日。这意味着,早在宣判前40天,吴英的死刑判决已经认定。

民间借贷困局

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后,民间对吴英是否罪该至死议论纷纷,即使在金华市中院内部,亦有不同声音。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位置。

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围绕吴英是否应被处极刑的激烈争议,事实上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

在民间资本充裕的浙江,因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加上民间资本天然的逐利性,民间借贷一直盛行,尤其在温州、金华等地。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浙江省共立非法吸取公众存款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案件40多起,同比大幅上升。其中1亿元以上非法吸取公众存款案件17起,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集中爆发,涉案金额近百亿。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罪与非罪,泾渭并不分明。

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曾联合下发一个主题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取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

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认为,杜益敏、吴英等诸多人物的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之制度性悲剧。一个很可能的情况是,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杜益敏和吴英们的行为应是符合商业规律和合法的。

在12月22日发表的《非法的吴英与“合法”的贪腐》一文中,吴晓波得出一个结论,当代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所有重要的改革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因此具备了非法的天然特征;而众多高级别的贪腐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在表象上看往往是合法的。

吴英的罪与罚,死与非死,显然不仅仅是吴英一个人的事。

吴英案的最后判决结果是什么??
据新华社电:5月21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做出了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吴英死刑,缓期二年实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那年冬天风在吹里吴英的眼睛到底因为什么
她的眼睛本来在小的时候可以治,但是王秘书骗她父亲去医院了其实去了日本 结果延误了治疗。后来高中的时候得知眼睛不是因为脑肿瘤 但是王秘书又让医生改口~
反正王秘书虽然表面上打着爱吴英的旗号 其实是最不想她眼睛好起来的
想方设法不让她眼睛接受治疗。

吴英恺的生平详述
1910年5月8日,吴英恺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一个满族常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县师范一位清贫的教书先生,家里的条件并不宽裕。懂事的吴英恺从小就帮着家里做家务,童年的生活造就了他一生中吃苦耐劳、勤奋简朴的品格。由于祖母体弱多病,县里几位有名的老中医和教会医院的院长都曾被请到家里来为她治病,这些登门的医生给童年的吴英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医生是一项被人敬重的职业。于是,作一名医生成了吴英恺很早就拥有的梦想。1926年,吴英恺考入沈阳北陵的省立第三高中,由于对理工科缺乏兴趣,次年他还没等毕业就投考了沈阳小河沿医大,童年的梦想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所医学院是苏格兰人创建的,完全遵照英国式医学教育的规格,医风、学风非常严谨。在这里,吴英恺养成了学习循序渐进、工作认真负责的好习惯,同时,他的视野不断开阔,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开始决心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要学好技术,为病人、为大众服务。他不仅很好的完成了学业,而且还秘密地加了抗日工作。1933年,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不得不离开沈阳,去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在吴英恺的自传中,他提到在协和学习生活的岁月是他人生中极其重要的岁月。1933年来到北京协和医院。他在那里起初是做实习大夫,由于评定出色,不久就被选作外科研究生。36年到38年之间,他担任助理住院医师,在普外、泌尿、肿瘤外科之间轮转。38年6月底,他成为了总住院医师。在这期间,吴老博采众家之长,成为外科主治医师后就已经能够完成许多大手术。30岁那年,他完成了我国第一例食管癌切除及胸内食管胃吻合术,结束了中国医生不能作食管癌手术的历史。当时这个手术本来应该由外科主任美籍专家娄克斯来做,因为娄克斯生病而临时决定让他上阵。手术成功之后,吴老笑称自己是“新手交好运”。其实这“好运”都是通过他自己的艰苦努力来创造的。1941年,吴英恺来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巴恩医院进修。他本来是去学习整形外科,结果不到三个月,由于协和的人事变动,他转到了闻名世界的外科权威葛兰姆教授领导的胸外科。这一转变使吴英恺非常高兴,因为胸外科是他的兴趣所在。在巴恩医院进修期间,吴英恺工作之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当时葛兰姆教授也在试做食管癌切除术,但一直没有存活的病人,而吴英恺做过11例这样的手术竟有6例病人的生命得到了长期延续,这使葛兰姆教授非常欣赏。在这段时间里,他把从协和学到的手术技术和从巴恩医院学到的整形外科包扎方法应用于胸廓成形术中,改进了无菌操作,取得了120例次无化脓感染的成绩,在40年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美国同行们都对他刮目相看。1943年,国内抗日高潮迭起,久居国外的吴英恺深深感到不安,他热切盼望着回国参加抗日事业,他对热情挽留他的导师葛兰姆教授说:“我很感激您的好意,但是当自己的国家遭受别国侵略的时刻,国内迫切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我又怎么能久居国外?”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吴英恺启程回国,并且带回了许多著名专家赠送给他的论文单行本,还有美国医药援华会资助1500美金购买的医疗设备及手术器械。在飞行途中有过这样一个小插曲:有一个船上的美国人指着他们说:“没有大家美国的支撑,中国很快就要被日本灭亡了”,吴英恺十分气愤地当场驳斥:“谢谢你们美国人,你们还是把珍珠港保护好吧,中国人自己会救中国,不要别人的恩赐。”许多年以后这个场面他还记忆犹新。抗战结束后,吴英恺回到了北方。1946年,他在天津中央医院建立胸外科,在这里,他完成了我国首例慢性心包炎切除术。1948年5月,吴英恺重新回到协和。51年协和被新中国政府接管,吴英恺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并且是最年轻的外科主任。 吴英恺一生创建过三家医院:解放军胸科医院,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1956年,吴英恺主持创办了全军,也是全国第一所胸科医院,半年之后,医院的改组和建设就基本成型了。1958年8月,胸科医院转入由协和医学院改组成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一所正在筹备中的医院合并成阜外医院,吴英恺担任院长。 在阜外医院工作期间,吴英恺组织了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一市的食管癌科研大协作。当时随他一起去到各地普查治疗的阜外医院病理科研究员吴遐讲到了当时的情况。吴老曾经在59年、64年和79年三次到河南林县食管癌高发区调查发病患病情况,结果发现当地的居民们喜好热食,而且食物粗硬,缺乏维生素。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吴英恺提出了预防食管癌的方案。在基层,他还带领医务人员积极开展普查和手术,使得许多早期患者得到生命延续的机会。当地群众常常说起:“要不是那位穿中山装的吴院长,大家不知道还要受多少罪啊。”通过长期不断的实践和组织四省一市大协作,他初步阐明了食管癌的自然病史、流行特征及发病机制。在此基础上,他结合临床表现和X线诊断特点,提出了食管癌病理分型的概念,此后又提出了在国际上也属于创新的四期分类法及多点来源的病理学理论,大大推动了食管癌防治科研工作,使我国的食管癌防治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四省一市防治科研协作组不仅带动和推进了全国各地食管癌的治疗研究,也为多省市多单位科研大协作积累了经验。安贞医院是吴英恺一生中创办的最后一所医院,他倾注其中的心血也最多。现在的安贞在心胸外科、心血管流行病学以及人群防治研究都有着优秀的业绩。吴英恺对亲手创建的安贞医院有着这样的评价:“体制先进,环境优美、设备精良、人强马壮、成果初现、还要发展”。然而在建院之初,吴英恺得到的仅仅是一张“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批件”。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要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医院,艰辛程度可想而知。文革后期,吴英恺已逾耳顺之年,再上手术台已经力不从心,但是强烈的事业心和对医学科学发展的敏感,促使他开创了我国心血管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事业,并称它为自己的“第二专业”。1982年,吴英恺带领一批专家,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莫尼卡(MONICA)方案,组织领导专业队伍对北京市6个区的73万人口,以及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550万人口,开展了堪称世界最大范围人群的心血管病监测,取得了我国人群心血管发病率、死亡率、危险因素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我国和国际心血管病防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阜外医院流行病研究室研究员周北凡曾协助吴英恺开展高血压普查。吴兆苏也随吴英恺在北京石景山区开展心血管病人人群防治工作。吴老一直从事外科工作,对流行病学是门外汉,但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于是就从头学起,虚心向流行病学家何观清教授和统计学家高润泉教授求教,很快工作就搞得很有起色。1979年,他以非凡的气魄组织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90个城市及208个农村地区的高血压普查,总计普查15岁以上人口共4百多万。这是我国首次大规模、有计划并采用国际标准进行的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工作,其中的成果到现在还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证。吴老还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心血管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研究室,以北京石景山区为基地,开展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亲自下现场组织调查,培养干部,总结经验,引导全国的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工作。有一次,吴老到石景山区石槽村走访病人,突然一场暴雨袭来,瞬间地上的积水就没过了腿肚子,人在水里直打晃。吴老拄着根棍子,继续朝前走。大家跟着他,顶着风雨,挨家挨户量血压,送降压药,询问病史、登记病情。我从心底里为他那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劲头所折服。在这一年多艰苦调研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努力,吴老创建了我市乃至全国第一个心血管病人群防治点,采用了村卫生所、区卫生院和市属大医院三级互动的防治模式。实践证明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心血管病防治模式。从那以后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成效。五年后防治点人群心血管病死亡率下降了13%,其中脑卒中(中风)死亡率下降了23%。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在全球四大洲2000多万人群中首次开展大规模的心血管病趋势和决定因素监测。简称莫尼卡方案。得知这一国际性研究项目后,吴老亲赴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中国请缨。在他的争取下,中国成为莫尼卡方案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莫尼卡方案刚开始的时候有20多个国家参加,亚洲只有中国和日本,世界卫生组织考核特别严,日本很快就被淘汰了,但大家每次的评分都是A和A+。那时候吴老管大家特别严,翻译的方案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抠。他老给大家加码,这事还没干完呢,他那事又来了,大家都很累,不过一看到那些成绩,又特别高兴,那些苦呀累呀就全没了。2003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向全世界宣布了这项迄今为止最大的全球心血管协作研究的全部结果。在研究资料汇总册中刊登了吴老的一幅照片,称他为资格最老的研究员,表达了对他的崇敬和赞扬。吴老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但为国家争了光,也为大家每一个工作人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吴英恺十分赞赏《黄帝内经》中的“上医治未病”的哲学思想。为了这个崇高目标,他奉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念念不忘老百姓的健康教育。1995年5月2日,北京市卫生局北京晚报启动了健康快车活动,吴英恺成为了“健康快车”的列车长。《北京晚报》的记者关春芳因此与吴英恺成为了忘年交,回忆起吴老为老百姓健康所做的一切,关春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健康快车”缘于吴老带领北京心防办的医生,用了八年的时间获得的一份对高血压的调查结果。1994年底,我在“市情简报”上看到了这份调查的摘要,不到100字的简报,赫然写着北京有“200万个高血压患者”,换句话说,北京人每五个里面就有一个高血压,发病人数在全国高居首位。市领导也颇为震惊,吴老非常着急,他拿着自己写的一份《北京市高血压防治的新策略》,找到卫生局领导说,“北京的健康教育搞得实在是太晚啦。”他的语气很不客气。“没有别的招儿,惟一的办法就是大规模的人群教育”,这样大家就成立了健康快车,吴老成为了大家第一任列车长。他当时已经是近90岁的高龄了,参加了很多科普活动。我总觉得像他这样的大专家居然去搞健康科普,这是连好多小大夫都不愿意干的事。他曾说:“高明的医生首先是防病,然后才是治病”,85岁高龄时他曾亲赴密云爬上五层楼为农民讲“健康科普”,有一次,他在马路上看见一个胖子,他就停车去劝那人减肥。他对吸烟喝酒深恶痛绝,在他身患重病作治疗时他还要去劝一个素不相识的吸烟者戒烟。我至今记得,健康大课堂开课的那一天,真是盛况空前。人们从劳动人民学问宫门口成群结队地 涌向公园里的科技馆。300人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连门外的东广场都站满了人,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市民,专家只好破例改到广播室去讲课。许多人索性坐在地上,把本垫在膝盖上记录。这足有1万多人前来听课的壮观景象,被新华社记者用相机拍摄下来,一张“槐柏树下大课堂”的照片被英美等国 十几家报纸争相登载。外国媒体惊奇地称赞到:“这就是中国式的健康教育”。 吴老去世前的一个月,我去医院看望了他。他握着我的手说大家的健康快车出的一本书,叫《登上健康快车》发生量特别大,100多万册,他就是说这个做得特别好,搞医学科普就应该把医学和科普结合到一起,把专家和群众结合到一起,把政府和百姓结合到一起。这是中国的21世纪的健康科普的方向。他的头脑特别清楚,一直到生命最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永远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健康快车还要搞下去,这是我一生特别想做的一个事业,我做不了你们还要做下去。吴英恺是当之无愧的大医,医学成就大、行医观念大、人格之伟大。1995年,吴英恺写下一首歌作为遗嘱:“行年八十五,提前立遗嘱,死后做尸检,火化不留骨,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式,如得不治病,我宁安乐死。我死心平静,亲友莫悲伤,人生总有死,活时当自强。”2001年9月30日,吴英恺“后事先办”,立下遗嘱:“我已91岁,生命即将到尽头,后事必须从简。倘如发现不治之症,不必积极治疗,尽量减少痛苦,让我自然归去。死后作病理剖解,与病历对照,有教学作用的标本由病理科保存。请安贞医院联系火化,不保留骨灰,不化妆,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在吴英恺去世后的第六天,按照他的遗愿,安贞医院没有为他们的老院长举行追悼会,只是打算在一个小范围内与他告别。然而,那天不约而同来为吴英恺送行的却有上千人。8名年轻的心外科医师抬着老院长的灵柩,从他生前最想看的心外大楼前将他送上灵车。人们在雨中伫立着,怀着崇敬的心情,目送着这位把一生都奉献给祖国医学发展和人民大众健康的世纪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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